来自 养生烹饪 2019-08-20 16:0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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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故事:她的一生短暂而悲凉

贫穷留给我的财富 回望这60多年,我从未走过舒适安逸的路。首先是因为生活的时代环境,其次是个人性格所致。另外,则是因为我一直无法抛弃“幸福世界”的梦想。我相信,所谓幸福的世界,就是社会安定、经济安乐以及透过文化而获得快乐。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与理想,或许都开端于早年如影随形的贫穷。 我是在日本出生的。1945年祖国解放后,父母带着大姐二姐、大哥二哥、妹妹和我坐上了回国的临时客船。船上挤满了和我们一样心怀憧憬的韩国人。谁知,船行至半途,在大麻岛触礁沉没。一家人虽然都被救了上来,但父母在日本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点钱,全都被水冲走了……就这样,我们两手空空回到祖国,等待我们的是无边的贫苦。 回国那年我只有4岁,对故乡的最初记忆就是浦项市场街的贫穷。贫穷像石花壳一样紧紧贴在我们家身上,到我20多岁时还无法摆脱。 父亲出生在一户农家,是三兄弟中的老幺。家里的一小块地都分给了两个哥哥,因此父亲年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到处流浪。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养猪和养牛的技术。 1935年,父亲和几位老乡一起去日本闯荡,在大阪附近的牧场干活,靠着拼命劳作和节俭,终于攒下了几个钱。在日本暂且安定之后,父亲临时回国与母亲结婚。不久,他们便一起到了日本。 回国后,父亲在“6·25”事变之前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同志商业高中财团理事长所有的牧场上干活。母亲则在浦项市场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卖水果。我从5岁起就是父母的小帮手了。 “6·25”事变爆发时,我还在上小学。那年,母亲带着我们7个孩子(弟弟是父母回国后出生的)到兴海大伯家避难,父亲则继续留在牧场上干活。我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上午,弟弟哭闹个不停,二姐就背着他在院子里玩耍。突然有飞机飞过的声音,紧接着屋顶上响起轰隆隆的爆炸声。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声音终于停息了。可是,姐姐和弟弟呢? 家人惊恐地奔向院子,姐姐和弟弟倒在院子中央,额头、后背汩汩冒血,全身烧伤,惨不忍睹。 母亲几乎要昏厥过去。看两个孩子还有一口气,她疯了似的拼命往山上跑,采来草药敷在姐姐、弟弟身上——对于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买药是不可能的。但最终,姐姐和弟弟还是在痛苦中停止了呼吸。他们惨死的模样和母亲哀痛的神情,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从那以后,战争和南北分裂对我来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父亲因战争失业后,我们一家人不得不搬到山脚下的一座寺庙里。那座寺庙是日本人以前建的,大家都叫它“赤山寺庙”。15个家庭挤在一间屋子里,连个生火的地方都没有。住在这里的当然都是穷困潦倒之人,从早到晚,打架的声音、喊饿的声音、临死的呻吟声不绝于耳,没有一天能睡好觉。每天我们全家人都得出去找吃的,但即使这样也很难填饱肚子。 那时候,我们家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酒糟——粮食酿酒后剩下的渣子。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我每天都要去酒厂买酒糟,而且一定要买最便宜的那种,一天两顿都用酒糟充饥。因为酒精的原因,我全身一直是红红的。日后到公司工作,我之所以能在酒席上“胜人一筹”,或许就是小时候吃酒糟练出来的吧。我把它看成贫穷留给我的一种财富。 失去牧场工作的父亲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布料生意。这种买卖的“生财之道”全在量尺上。布料商告诉父亲:量布的时候要把尺子叠起来一点,最后再“大方的”让出一点送给顾客,如此这般才能赚钱。但是,父亲的秉性不允许他这么做。所有布料他都一寸不少地量给顾客,末了再免费赠送一点。父亲的这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凭良心做事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但是,当时还在念小学的我,最切肤的感受还是贫穷的苦涩。午饭时间,其他同学都在吃饭,而我只能拼命往肚子里灌水。水不能充饥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又如何体会得到?

回望这60多年,我从未走过舒适安逸的路。首先是因为生活的时代环境,其次是个人性格所致。另外,则是因为我一直无法抛弃“幸福世界”的梦想。我相信,所谓幸福的世界,就是社会安定、经济安乐以及透过文化而获得快乐。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与理想,或许都开端于早年如影随形的贫穷。 我是在日本出生的。1945年祖国解放后,父母带着大姐二姐、大哥二哥、妹妹和我坐上了回国的临时客船。船上挤满了和我们一样心怀憧憬的韩国人。谁知,船行至半途,在大麻岛触礁沉没。一家人虽然都被救了上来,但父母在日本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点钱,全都被水冲走了……就这样,我们两手空空回到祖国,等待我们的是无边的贫苦。 回国那年我只有4岁,对故乡的最初记忆就是浦项市场街的贫穷。贫穷像石花壳一样紧紧贴在我们家身上,到我20多岁时还无法摆脱。 父亲出生在一户农家,是三兄弟中的老幺。家里的一小块地都分给了两个哥哥,因此父亲年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到处流浪。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养猪和养牛的技术。 1935年,父亲和几位老乡一起去日本闯荡,在大阪附近的牧场干活,靠着拼命劳作和节俭,终于攒下了几个钱。在日本暂且安定之后,父亲临时回国与母亲结婚。不久,他们便一起到了日本。 回国后,父亲在“6·25”事变之前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同志商业高中财团理事长所有的牧场上干活。母亲则在浦项市场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卖水果。我从5岁起就是父母的小帮手了。 “6·25”事变爆发时,我还在上小学。那年,母亲带着我们7个孩子(弟弟是父母回国后出生的)到兴海大伯家避难,父亲则继续留在牧场上干活。我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上午,弟弟哭闹个不停,二姐就背着他在院子里玩耍。突然有飞机飞过的声音,紧接着屋顶上响起轰隆隆的爆炸声。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声音终于停息了。可是,姐姐和弟弟呢? 家人惊恐地奔向院子,姐姐和弟弟倒在院子中央,额头、后背汩汩冒血,全身烧伤,惨不忍睹。 母亲几乎要昏厥过去。看两个孩子还有一口气,她疯了似的拼命往山上跑,采来草药敷在姐姐、弟弟身上——对于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买药是不可能的。但最终,姐姐和弟弟还是在痛苦中停止了呼吸。他们惨死的模样和母亲哀痛的神情,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从那以后,战争和南北分裂对我来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父亲因战争失业后,我们一家人不得不搬到山脚下的一座寺庙里。那座寺庙是日本人以前建的,大家都叫它“赤山寺庙”。15个家庭挤在一间屋子里,连个生火的地方都没有。住在这里的当然都是穷困潦倒之人,从早到晚,打架的声音、喊饿的声音、临死的呻吟声不绝于耳,没有一天能睡好觉。每天我们全家人都得出去找吃的,但即使这样也很难填饱肚子。 那时候,我们家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酒糟——粮食酿酒后剩下的渣子。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我每天都要去酒厂买酒糟,而且一定要买最便宜的那种,一天两顿都用酒糟充饥。因为酒精的原因,我全身一直是红红的。日后到公司工作,我之所以能在酒席上“胜人一筹”,或许就是小时候吃酒糟练出来的吧。我把它看成贫穷留给我的一种财富。 失去牧场工作的父亲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布料生意。这种买卖的“生财之道”全在量尺上。布料商告诉父亲:量布的时候要把尺子叠起来一点,最后再“大方的”让出一点送给顾客,如此这般才能赚钱。但是,父亲的秉性不允许他这么做。所有布料他都一寸不少地量给顾客,末了再免费赠送一点。父亲的这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凭良心做事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但是,当时还在念小学的我,最切肤的感受还是贫穷的苦涩。午饭时间,其他同学都在吃饭,而我只能拼命往肚子里灌水。水不能充饥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又如何体会得到? (唐正均摘自《经营未来:李明博自传》 人民出版社 图/潘英丽)

纪实故事:

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可以说她的样子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个很消瘦的女人,也是一个活得很悲凉的人,她的一生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村子里,同村的人都可以论上辈分,我要喊她姨,她对小孩子一直很好,有时采的一些野果,自己不吃,都带回来给一帮孩子。

她总是温柔的笑,温软又怯懦。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希望多点孩子,特别是男孩,她家从她出生后,她的父母就开始了漫长的求子之路,那时候,他们想要一个儿子,想得甚至都忘了已经有了一个亲生的女儿。

对于她的父母来说,有儿子才是香火,没有儿子,就是别人口中的绝户,老了是没人养老送终披麻戴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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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五岁的时候,她总算可以做一些家务,不再是父母口中吃白饭的赔钱货了,这一年,她的父母想方设法抱养了个男孩,她有了弟弟。

终于有了儿子,她的父母疼的如珠如宝,在那个饭都吃不上的年代,她的父母带着她挣工分,上山下地,只要有口吃的,都要等儿子先吃了。

那时,村子里还有小学,只有有家底的人家才会把孩子送去学校,放学了还是要干活,年纪小的就负责生产队里的牛羊,忙时除草、拣稻穗,总有些力所能及的活。

她的父母好不容易有了儿子,自然希望他光宗耀祖,一家人拼命的干活,省吃俭用,送她弟弟上学。

据说,她十几岁以前都没有吃过肉,过年大队分到的一点鱼肉,必定是她父亲和弟弟的,一个是一家之主,一个是父母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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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干活时意外去世,从此,她家的负担都压在了她的身上,为弟弟付出一切的观念早已被父母灌输的根深蒂固。

在那个十八岁基本定亲的年代,只有她,每天默默的干活,直到他弟弟高中毕业,她早已成了老姑娘,最后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并且答应她母亲,在她弟弟成家之前,都要包干娘家的活。

那个男人脾气暴躁,从结婚到生子,她的身上青红紫绿,从来没有断过,她更沉默,她从不辩解,从不反抗,只是不停的干活,换来稍微喘息的机会。

她的孩子在每天目睹父亲的暴力下,也觉得她是个可有可无的人,除了饿了时找她。

干完家里的干娘家的,娘家没有留过她一顿饭,婆家没有吃饱过一顿饭。

她时常在干活时摘些野果充饥,山间田野,却在遇到我们这些孩子时,将手中的寥寥无几的野果分发给我们。

可依然没有人满意她,弟弟嫌她家穷,质问她的母亲为什么要抱养他,却完全忘了是他的亲生父母养不起,而这个家里,一家人都是围着他转。

她的丈夫嫌弃她有个累赘的娘家,她的儿子嫌弃她是个没用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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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生命在三十二岁时戛然而止,那时,她的孩子六岁。

入殓的时候,给她换寿衣的人说,她瘦的皮包骨,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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